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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村官半数担心被查没千万不好意思混数控弯管机

时间：2022年09月08日

深圳村官半数担心被查没千万不好意思混

深圳村官半数担心被查没千万不好意思混2014-01-12 10:42:29 来源：华夏时报分享到：深圳“高危村官”游走在巨额拆迁利益链中的特殊群体

在被刑事拘留近一年之后，号称坐拥20亿元资产的深圳市龙岗区村官周伟思近日正式被提起公诉。作为一名最基层村官，周伟思的受贿数额高达5600万元，比此前落马的深圳市原市长许宗衡还高出两千多万。

从公诉书中得知，周伟思受贿的钱主要来自于旧改项目和统建楼建设，这也暴露出在城市开发建设中，直接拥有土地的基层里所潜藏的巨大利益链条。一位参与过旧改项目的开发商负责人告诉《华夏时报》记者：“拆迁旧改项目中，首先要搞定的是村里的一把手，他才有动力动员其村民拆迁，并尽量帮开发商以最低补偿款拿下项目。”

在周伟思东窗事发后，深圳原住民网做了一个调查，与周身份一样的深圳村集体股份公司董事长中，超过一半的接受调查者担心自己成为下一个周伟思。

高危职业

从被举报到2013年1月24日被刑事拘留，之间只隔了两个月差一天，彻查速度之快，连举报者也感到意外。

上述开发商负责人曾在周伟思所在的南联社区参与过旧改项目，与周关系较近。他告诉本报记者，周伟思本人能力很强，从村里到区里都对其比较认可。但经媒体报道后，事情闹大了，连广东省纪委都做出了批示，要求深圳彻查此案。

经查，周伟思在担任南联社区居委会主任、南联社区工作站副站长、常务副站长期间，接受旧改项目开发商天基房地产开发(深圳)有限公司董事长叶某的请托，利用职务便利，为该项目的开发及拆迁工作提供帮助，先后收受叶某贿赂共计人民币4900万元，而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的数据为700万元，总计5600万元。

据深圳原住民网的调研，在最近3年担任的董事长、副董事长中，家族总资产在1亿至3亿间的占到87%，3亿-10亿的有7%，10亿以上的1%，而在3000万-1亿间的仅5%。

而商业能人，是村民贴给周伟思的标签。受益于土地和房产增值，他的财富在受贿之前早已膨胀。从1999年-2010年，周伟思全家申报物业共计76栋，建筑面积11万平方米左右，这些物业建设日期多为2001年3月之前。像周伟思这样半官半商的身份，也是深圳城市化的产物。

“几千万对于周伟思的身价而言，只是九牛一毛，他自己也不认为这是受贿，就认为是帮了别人的忙，人家给他的答谢费而已。”上述开发商负责人称，这种事在深圳城中村里十分普遍。

在周伟思被刑拘之后，2013年7月15日至8月5日，深圳又有多名社区董事长被网络举报，紧接着市区纪检部门紧急介入。

深圳市原住民网总裁陈宏告诉本报记者，因为深圳社区股份合作公司本质上不是公司，而是一种股份合作社，不是以资金入股，而是以社区成员身份入股，监事会、董事会、股东大会形同虚设，董事长或副董事长就是一村的大总管，拥有绝对的权力。

“如果当了两届董事长或副董事长，身价还没有上千万，都不好意思在圈内混。”一位熟知深圳社区的人士告诉记者，深圳的原住民村仍是个人情社会，“很多村就是一个姓，关系网密切，办起事来最重要是先搞定一把手，而周伟思就是南联社区实际掌权的人。”

周伟思案发后，深圳原住民网对深圳村集体的34家股份公司董事长做了一个调研，超过85%的受访者感到“谈虎色变，唇亡齿寒”。有55%的受访者担心自己“有朝一日成为下一个周伟思”，而100%的受访者认为“村官现在是高危职业，时刻坐在火山口上”。此外，在2012年换届选举中，有21人主动弃选董事长和副董事长。

基层利益链条

村里潜藏的最大利益，无非都是与土地和房子有关。周伟思受贿数额主要来自于旧改项目，而该案也直接暴露出旧改中潜藏的巨大利益。

深圳宝安区一街道办公务人员告诉记者，深圳的机关，越往下层越有钱，因为村官直接掌握集体土地，开发商要谈判首先要到村里。

据记者了解，周伟思牵涉的旧改项目为南联小学，涉及拆迁用地面积16万平方米，开发建设用地面积13万平方米。

2005年10月，天基地产获得开发权，后远洋地产以收购土地方项目公司股权的方式获取该项目地块，支付总金额共8.6亿元。而这块土地的溢价收入均被地产开发商获得，南联社区居民及股份制公司无法分享收益。

据周伟思自述，天基公司旧城改造项目看中的就是周伟思的职务之便和影响力，周伟思动员拆迁户降低补偿数额，接受开发商补偿条件，促成该房地产公司与拆迁户达成补偿协议。

此外，在村委统建楼，即小产权房项目建设上，为了规避上级管理部门的查处，村里需要向监管部门相关人员行贿，以防止被罚或强拆。

为使违规建设的南联社区统建楼顺利建成并通过检查，周伟思就多次送给深圳市龙岗区城管局原副局长兼龙岗区土地监察大队原大队长、龙岗区查违办原副主任何某共计20万港元。

深圳一位开发商向记者透露了他早些年曾经开发过的一个旧改项目拆迁过程：“先与区里和街道的领导打个招呼，再请公安出动了200人的队伍，将项目四周围住，让村民无法进入，半夜里，我们再让人开着挖土机进去拆。”

该开发商告诉本报记者，他开发旧改项目的四句原理是，先对拆迁户“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再“让之以利”，如果还不行，最后再“挥之以拳”。“现在比过去好点，不允许强拆，但是没有关系撑着，也别想搞旧改项目，而关系又是靠钱堆出来的。”他说。

至于疏通哪些关系，该开发商坦言，自然是谁管审批就“疏通”谁。而在周伟思案件中，被查出的就有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龙岗管理局原副局长陈某受贿等。

据统计，深圳共有900余个村、853家股份合作公司。而近年来，深圳的房地产项目开发超过九成来自于旧城改造和城市更新项目，这其中涉及的利益群体庞大而复杂。

陈宏坦承，客观上，由于集体经济体制的弊端和深圳城中村的历史发展原因，几乎每一届村干部都在复杂的官、商、民、黑、黄等灰色利益中游走，很难不湿鞋。

但对于基层而言，通常是民举官查，民不举，则官不查。事实上，周伟思之所以东窗事发，也是因为利益分配出现问题，周伟思没有满足举报者在南联小学旧改项目中谋取利益，最终才牵扯出链条上的其他人。

据深圳原住民网对30个公开举报的案例进行分析发现，举报的动机，有42%是因旧改等重大商业利益产生分歧，而37%是源于换届选举斗争，而举报者多来自同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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